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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5章 中央（第1页）

1931年红党第6次大会。会议强行通过了王民 等人提出的改组中央的方案，一批支持李立三“冒险主义”路线或持有不同意见的领导人被撤销职务；相反，包括王民在内的一批缺乏实际斗争经验、但深受共产国际信任的年轻干部被补选进入中央领导层。王明不仅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随后更进入政治局常委会，从此，以王民为代表的、深受莫斯科影响的“国际派”实际上掌握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

这一路线的影响迅速蔓延至全国各苏区。同年11月，在赣省召开的红党中央政府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受王民“左”倾路线支配的中央代表团，对先生等人在中央苏区实践中形成的、被证明行之有效的土地政策、军事策略和党的建设方针进行了不点名的批评和指责。

这次会议成为系统排挤先生等人在苏区党和红军中正确领导的开始，他所倡导的游击战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等战略思想受到压制。这一系列的人事排挤与路线批判，为后续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更为严重的错误军事指挥埋下了深重的隐患，最终导致了中央苏区的丧失和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

王民早年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深受共产国际 “左” 倾思想影响，得到共产国际负责人的认可。他以 “共产国际路线忠实执行者” 自居，将自己的主张包装为 “正确路线”，为其在党内争夺领导权奠定了外部支持基础。

发表文章，批判党内 “错误路线”：1930 年前后，王明发表《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等文章，系统提出 “左” 倾错误观点，批判当时党内存在的 “右倾机会主义” 和 “调和主义”，否定毛、周等同志在革命实践中形成的正确路线，通过理论批判树立自身 “理论权威” 形象。

1932年1月在夺取最高i权力之后，王民前往莫斯科担任红党驻莫斯科的代表，国内路线转由博故等人负责，坚决执行“城市中心论”“进攻路线”等错误路线。

中央特科暴露并完成重新的组织变动后，其领导权由陈云正式移交至康生手中。康生上任后，展现出极强的执行力，他开始积极贯彻临时中央总负责人博故等人的“进攻路线”。

在他的指挥下，中央特科在各省的组织力量与各级党组织被动员起来，在全国范围内发动工人罢工和武装暴动，他们的核心目标，正是当时左倾中央所痴迷的幻想，“占领一个中心城市，作为中国革命胜利的证明”。

在顾顺幛叛变之后，特科内部进行了彻底清理。康生作为新任负责人，接收了从佰民先生历任总负责人随身传递的一把绝密钥匙。他用这把钥匙，打开了特科保密等级最高的保险柜。当柜门开启，里面一份泛黄的文件，其内容让一向阴沉的康生也震惊得说不出话来。

他第一时间将文件秘密的递呈给了博故。博故展开一看，同样大吃一惊文件里珍藏的，竟是周亦云亲笔书写的一份入党誓词，这是他与党中央之间最直接、最核心的身份认证凭证。

短暂的震惊过后，博故眼中闪烁出狂热的光芒。他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周亦云在民党内部手握重兵，且深具爱国将领的声望，若能以其军队为骨干，再配合各级党组织发动的群众暴动，里应外合，完全有可能实现他们梦寐以求的目标——占领武汉或另一座重要城市，从而创造“中国的巴黎公社”，为莫斯科的经验提供一个光辉的“典范”。

这个危险的念头，像毒藤一样在博古和康生心中蔓延滋长。他们开始秘密策划一场以周亦云及其指挥的部队为核心筹码的宏大冒险，企图通过一次激进的军事行动来证明其政治路线的“正确性”，并巩固自身的权力。

在博古的积极组织下，一次临时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在秘密会址召开。会场气氛凝重，博古凭借其在党内的最高身份，首先主导了会议议程。他无视苏区面临的严峻现实和敌我力量对比，以一种极具煽动性的语言描绘着看似光辉的战略蓝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