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130章 时代的阵痛（第2页）

总包要赚钱，分包要赚钱，包工头要赚钱，工人也要养家糊口。

在低价中标、层层转包的畸形模式下，利润空间被压缩得如同刀锋般薄。

怎么办？“优化”就成了心照不宣的潜规则。

材料以次充好？

钢筋抽条？

混凝土标号不足？

砂浆少放点水泥？

楼板厚度“稍微”减一点？

这些在下午监理考试案例分析题中被严厉批判的“偷工减料”、“降低标准”行为，在现实中却是许多人赖以生存的“生存智慧”。

罗明想到中医大那10厘米的楼板，内心一阵刺痛。这仅仅是他发现的冰山一角，在这片狂热的工地上，还有多少类似的“优化”在悄然进行？巨大的利润诱惑和生存压力下，规范往往让位于“操作空间”。

监理？一个诞生于理想，却深陷于现实的尴尬角色！

监理制度，从1986年《建筑法》提出试点，到1988年正式推行，其初衷是美好的——作为独立的第三方，代表建设单位对工程进行质量、投资、进度控制，确保工程顺利实施。

然而，在1995年这个野蛮生长的年代，监理的处境却异常尴尬，甚至悲壮。

形同虚设的权力：

监理的饭碗是谁给的？是建设单位（甲方）。

监理费是甲方支付的。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监理的“独立性”是个伪命题。

面对甲方的意志（比如不顾条件强行要求开工、压缩工期），监理的所谓“否决权”、“暂停令”往往脆弱得不堪一击。

案例中那个在甲方压力下未能阻止“三边工程”的监理，不是特例，而是普遍现象。

罗明在工地上见多了，监理发现问题，刚想硬气一点，甲方一个电话过来，监理工程师就得偃旗息鼓，甚至反过来帮着“做工作”。所谓的“公正”，在现实利益面前常常低头。

背锅侠的命运：当工程顺利竣工，功劳是甲方、设计、施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