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3章 电话传呼点（第1页）

七十年代初的上海，虽然作为全国首屈一指的大城市，但通讯条件依旧极其落后。

在那个年代，对于普罗大众而言，“私人电话”完全是一个存在于想象中的奢侈品。

即便是厂长、书记级别的干部，家里也未必能装得上一台，就更别提普通的平头百姓了。

在这座庞大城市的毛细血管——那些纵横交错的弄堂和街道里，维系着成千上万户人家与外界紧急联络的唯一纽带，就是“传呼电话”。

所谓的传呼电话，并不是后世那种拿在手里的寻呼机，而是设立在街道弄堂口、由专人值守的公用电话点。

谁家要是有个急事，外地的亲戚或者单位的领导把电话打到这个传呼点，值守的传呼员就会拿个铁皮喇叭，或者干脆扯开嗓子，跑到居民的家门口去喊人接听。

如果人家不在，传呼员还会拿着一张印着红格子的“传呼单”，把留言记下来，塞在门缝里。

这年头，可没有后世那种随处可见的杂货店，因此这种传呼点，往往就设在临街的平房里。

离石头小院最近的传呼点就在张大妈家里。

张大妈是个苦命人，早年丧夫，膝下无儿无女，属于典型的“五保户”——保吃、保穿、保医、保住、保葬，是街道重点照顾的对象。

街道里体恤她年纪大了，干不了重体力活，又没有任何经济来源，便在规划街道传呼点的时候，特意把这个差事安排给了她。

张大妈家的平房正好在街口，她家那扇朝外的木格窗台前用水泥砌了个小台子，上面放着两部老式的胶木拨盘电话，一部黑色，一部暗红色。

这不仅是个传呼站，更是张大妈活命的饭碗。

按照当时的规定，传呼员接听电话去跑腿喊人，就能收三分钱的传呼费。

碰上那些聊得时间长、或者打长途的，还能再多收个一两分。

一个月下来，虽然发不了财，但凑个几块钱的油盐柴米钱，总归是能让这位孤苦伶仃的老太太在这艰难的岁月里吃上一口热饭。

听到张大妈那气喘吁吁又焦急的喊声，沈凌峰没有任何迟疑。

他心里很清楚，在这个通讯艰难的年代，长途电话费贵得吓人。

如果不是遇到了十万火急的大事，远在京城的苏家，绝对不可能在这个举国欢庆的五一劳动节，硬生生地挤占着宝贵的长途线路，把电话打到上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