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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车站（第1页）

顾唯烟把车停在那棵枯死的银杏树底下时，天已经快黑了。

省道拐进乡道的那段路比她记忆里窄了很多，两边的树疯长，枝条刮着车门，发出像指甲刮过玻璃的声响。她开了导航，导航在那条岔路口沉默了很久，最后说了一句“前方无道路”。她没有理会，径直拐了进去。路越走越窄，从水泥路变成碎石路，从碎石路变成被荒草淹没的土路。她终于看见那座火车站的时候，天色已经暗成了灰蓝色。

火车站很小，灰白色的外墙皮剥落了大半，露出底下暗红色的砖。候车室的窗户用木板钉死了，木板上用红漆写着几个大字——“此站废弃，禁止入内”。字体歪歪扭扭，像是小孩子写的。站台还在，水泥地面裂了缝，缝隙里长出了齐膝深的荒草。铁轨还在，锈迹斑斑的，在暮色中泛着暗红色的光，像两道干涸的血痕。站牌还在，白底黑字，写着三个字——“落雁站”。

顾唯烟把车停在站前那块空地上，熄了火。引擎的余热在冬日的冷空气里散得很快，她攥着方向盘，盯着那块站牌看了很久。她是在这条铁路线上长大的。她父亲是落雁站的站长，一辈子没离开过这个站。她小时候在站台上跑来跑去，数铁轨下面的枕木，从第一根数到第二百七十三根，然后跑回去告诉父亲她数完了。父亲蹲在站台上抽烟，头也不抬地说，你又数错了吧。她不服气，又去数，数了三遍，还是二百七十三。

后来铁路改线了，落雁站被废弃了。父亲调去了别的站，她考上了省城的大学，再也没有回来过。父亲死的时候她正在外地出差，赶回来只来得及看见他的遗像挂在灵堂上。她跪在遗像前面磕了三个头，站起来，看见灵堂的角落里放着一只旧皮箱，皮箱上贴着一张纸条——“唯烟，站里留了一些东西，你回去看看。”

她一直没有回来。直到今天。

她从后备箱里取出手电筒，推开了候车室那扇虚掩的木门。门轴发出刺耳的嘎吱声，像一个人被吵醒之后发出的不满的叹息。候车室里空荡荡的，只有几排长椅，漆面剥落了大半，露出底下灰白色的木头。墙上挂着一块老旧的时刻表，玻璃碎了，里面的字迹已经模糊了。她用手电筒照着，辨认出那上面印着的一趟趟车次——K字头、T字头、绿皮车、慢车，密密麻麻的，像是很多条被凝固在纸上的河流。候车室的角落堆着一些杂物，几把破椅子、一个生了锈的炉子、一摞发黄的旧报纸。她蹲下来翻了翻那摞报纸，日期是她出生那年。

她听见了一个声音。不是风声，不是木头的嘎吱声，是脚步声。从站台的方向传来的，很轻，很碎，像一个人穿着布鞋在水泥地面上慢慢地走。她站起来，走到候车室通往站台的那扇门前，透过门缝往外看。站台上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可那个脚步声还在响，从站台的这头走到那头，又从那头走回这头，像一个人在等车。她推开门，站台上确实没有人。但她看见了一样东西——地上放着一只搪瓷缸子，很旧，白色的漆面斑驳，缸沿有一圈暗红色的锈迹。她走过去，蹲下来，那只搪瓷缸子像是被人随手放在那里的，缸口朝上，里面还有半缸水，水面上浮着一层薄薄的灰，像是有人刚刚还在用它喝水，只是起身离开了一下，马上就回来。

她把搪瓷缸子放回原处，站起来。脚步声已经停了。风吹过站台，吹得那些荒草伏倒又立起来，像很多人在同时弯腰又直起身子。她把搪瓷缸子捡起来，放进了自己的挎包里。那天夜里她没有走。她在候车室的长椅上躺下来，盖着一件旧大衣，睡了过去。半夜的时候她被冻醒了，坐起来，看见月光从窗户的缝隙里漏进来，在地上画出一道一道细细的白线。白线的尽头，站台的方向，有一盏灯亮着。不是手电筒的光，是那种老式的煤油灯，橘黄色的，一摇一晃的，像一个人提着灯笼在走。她走到门口，那个提着灯笼的人已经走到了站台的尽头，正在朝铁轨延伸的方向慢慢地走去。他走得很慢，每一步都像是踩在很厚的积雪上。她喊了一声，那个人没有回头，继续走，走到站台尽头，消失了。

天亮了。她走到站台尽头，地上什么都没有，只有那些锈迹斑斑的铁轨和齐膝深的荒草。她不知道昨天晚上看见的那个提着灯笼的人是谁，也许是父亲，也许是别的什么。她只是觉得，从她把那只搪瓷缸子装进挎包里的那一刻起，她就在这座车站里住下了，每天晚上都会在那个站台上走一走。脚步声很轻，很碎，像一个人在寻找着什么。她不知道她在找什么。她只是觉得，从她走进这座废弃的车站的那一天起，她就再也不是她自己了。她是那个提着灯笼的人，是那个在站台上走了一整夜的人，是那个永远在等一趟永远不会来的列车的人。

她后来听说，那座车站在1968年出过一次事。一列火车在距离车站十几公里的地方脱轨了，车厢翻进了山沟里，死了很多人。那趟车是夜班车，从省城开往边境的，经过落雁站的时候应该是凌晨两点多。出事以后，铁路局在那段弯道加装了防护栏，改了几条线路，又过了几年，这一段铁路就整体废弃了。可是，有人说，那趟列车其实没有完全翻进山沟里。它的一部分车厢还在，在某个被遗忘的岔道上，被荒草和灌木丛盖住了。那些车厢里还有人。不是活人，是死人。他们的魂困在车厢里了，在那节永远到不了站的车厢中，日复一日地坐着，等着列车重新启动，等着车窗外重新出现落雁站的站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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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唯烟在落雁站住了七天。她每天白天清扫站台，用手拔那些齐膝深的荒草，把那些从候车室墙壁上剥落下来的墙皮一块一块地铲掉，用水冲洗地面，用砂纸打磨那些锈迹斑斑的座椅。她做这些的时候，总觉得自己在做一件没有意义的事。这车站已经废弃了，不会再有人来，她打扫得再干净，也不会有人看见。可她停不下来。她觉得自己像在做某种仪式，一种只有她自己知道的仪式，一种需要她把这座车站从废墟里一点一点地抠出来、擦干净、让它重新站起来的仪式。她不知道做完这个仪式以后会发生什么，也许父亲会从某个角落里走出来，在站台上蹲下来，点一根烟，头也不抬地对她说，你又数错了。那时候她会笑着对他说，我数了三遍，就是二百七十三根。他会在那里，在落雁站的站台上，和她最后一次认真地对视。那一刻，她愿意相信有些东西不是被拆掉，只是被藏起来了。

顾唯烟收拾好行李，把那只搪瓷缸子从挎包里取出来，放在候车室的长椅上，最后看了一眼这座她父亲的、也是她自己的车站。阳光很好，站台上的荒草已经被她拔干净了，铁轨上的锈迹被砂纸磨掉了一层，露出底下暗沉沉的金属光泽。她关上候车室的门，把门栓插好。她走到车前，拉开车门，在坐进去之前，她回头看了一眼。那扇她刚刚关上的门，门缝里透出一线橘黄色的光，像有一盏灯在候车室里亮着。她没有再进去看。她发动了车，沿着那条被荒草淹没的土路离开了落雁站，再也没有回来过。

她后来再也没有回过落雁站。父亲留下的那只旧皮箱被收在阁楼里，再也没有打开过。她结婚了，生了孩子，日子过得忙碌而普通。可她每天晚上都会在梦里回到那座车站。她梦见自己站在站台上，月光很亮，照得铁轨白花花的。站台的尽头站着一个提着灯笼的人，背影佝偻，穿着深蓝色的铁路制服。她喊了一声，那个人转过身来，那张脸不是父亲的脸，是她自己的脸。她站在站台尽头，手里提着一盏煤油灯，铁轨在她脚下延伸，通向一片浓得化不开的黑暗。她等着那趟永远不会来的列车，等着那些永远困在车厢里的亡魂从黑暗中走出站台。她不知道自己等了多久，她只知道铁轨会一直延伸到某个她看不见的地方，而那趟列车会一直开下去，永远不会到站。

顾唯烟在省城住了半辈子，从不跟任何人提起落雁站。连她丈夫都不知道她父亲以前是火车站的站长。她把这些事和那些搪瓷缸子一起，锁在了心里的某个抽屉里，再也不打开。可有一年冬天，她的孩子半夜发高烧，她抱着孩子去医院，在急诊室的走廊里等报告的时候，她看见墙上挂着一幅老照片。照片上是一座火车站，灰白色的外墙，候车室的窗户上贴着封条，铁轨上长满了荒草。照片下面有一行字，很小，印在铜牌上——“原铁路系统废弃车站落雁站旧址，摄于1998年。”那不是一张旧照片，是一张近照，在它被废弃了很多年以后拍的。那些荒草比她在的时候更高了，站牌上的字迹已经完全模糊了。照片里没有提着灯笼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