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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四 遣返（二）（第4页）

“你们里头有没有重伤不能行动的？”章瑜问道。

“没有，一个都没有。”湖北新军的士兵连忙答道。

章瑜答道：“那就没有你们的名字。我们没有船能运这些不方便行动的人。所以我们只是把他们的名字，以及总数通知了湖北方面，让他们派船来接。至于别的人，我们没有造册。你们若是想装死，我倒是可以替你们隐瞒，但是你们若是让我们专门写信给湖北，那岂不是掩耳盗铃。”

新军的官兵觉得有理，但是却不能完全相信章瑜。旁边的陈独秀看到这些，不得不赞同章瑜对事情的判断的确非常正确。但是他又觉得很可惜，如果能够煽动新军的话，湖北倒也未必那么难以拿下。

陈独秀其实没想错，历史上的武昌起义的确是因为这样比较意外的原因爆发的。

在历史上的1911年，对于湖北革命党人来说，10月10日是从一个不祥的征兆开始的——刘尧澂和其他两个年轻的革命党人一大清早就被枪决了。

当市民都揣测满清官吏搜捕的性质时，谣言就在市场和兵营里散布步开来。大多数人深信，当局已经掌握了革命党人的花名册，并将慢慢逮捕册上有名的人。有人相信，官吏们正在编制所有汉族士兵的假名册。更加普遍的谣言是：凡是没有留长辫子的，不论何人，都得依法逮捕和杀头。那天早晨刘尧澂等被杀的3人，全都没有长辫，这件事实使这个故事更加可信了。

大风中飞播的谣言，让革命基层组织的领袖们意识到，有必要在当晚再次执行前天已经流产的起义计划。除非迅速行动，否则搜捕最终将会落到自己头上。这样，革命事业甚至自己的生命，都将告终结了。

在谣言纷传的时候，新军中的任何一个汉族士兵，特别是在年初剪辫风潮时期去掉了发辫的人，都容易相信，豁出去投身革命比单纯坐以待毙，危险性更小一些。

事实是，革命在武昌已经成熟。瑞澂下令采取的措施，是经过仔细考虑的，是十分明智的，但是它们阻挡不了滚滚洪流。

他们搜捕革命机关部，关闭城门，撤销部队请假制度，以免革命党人互通声气，这些措施都是顺理成章的，而且尽量避免在士兵中间进行带有刺激性的逮捕。但是这些枝节性的治标措施，也足以制造一种恐惧和不信任的气氛，造成一种想法——大家都认为满洲人正在胡乱逮捕、屠杀汉人。

对于不了解武昌革命政党规模的士兵和文职人员来说，32人的被捕和3个人的处决，造成了一种大规模且带报复性的恐怖，不管你有罪无罪，都同样受到威胁。10月10日武昌的心情，是恐惧和同情（对于在满清镇压下牺牲的年轻人的同情）的混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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