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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堂兄赵宜公,退休前是千山钢厂厂长。
在你分管执法期间,你们私下就钢厂环保问题有过沟通吗?”
“私下沟通当然有,毕竟是亲戚。”赵守正早有准备,“但都是家常往来。
偶尔也会谈到厂里的困难,他希望我在政策允许范围内,能酌情给予一些指导或缓冲时间。
我始终坚持原则,告诉他必须依法整改。
这一点,我相信厂里其他领导也可以证明。”
“酌情?缓冲?”王斌敏锐地抓住了关键词,“这个‘酌情’和‘缓冲’的尺度,是如何把握的?
有没有具体的案例?
比如某次超标排污事件,因为你的‘酌情’,而没有按规定进行顶格处罚或要求停产整顿?”
赵守正瞬间就感受到压力在无形中增大。
纪委的人不跟你吵,只跟你抠细节,抠逻辑。
每一个看似平常的词语,都可能被拉出来放在程序和法律的天平上称量。
“尺度问题有些复杂。就像我刚才说的,环境执法还是需要具体结合地方实际的。”
赵守正的语气开始有些艰涩,“环保厅作为省直部门,当然有义务也有责任配合省政府办公厅的指示。
但我在当时的处理,都是有法律依据的。
具体案例,也需要查记录。”
“办公厅的指示?”王斌直到现在才微微抬高声音,“以什么方式?有程序留痕吗?”
“都是在私下里打声招呼,当然做不到程序留痕。”赵守正别有意味地一笑,“连环保部部长亲自下达的处罚决定,省里都有人准备打折执行。
更何况我这个小小的环保厅副厅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