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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章 结案问话（第1页）

刺客遗物的调查在下午晚些时候有了另外的发现，现场勘查人员在刺客住所的夹层中找到了一些被隐藏的物品，包括几本手写的笔记和一本快用完的笔记本。

笔记的内容显示其军事技能训练记录——射击、近身格斗、通信设备的操作、夜间导航的笔记逐项列举，没有精神类药物处方或心理治疗的痕迹。

抽屉底部压着一张对折的彩印照片，照片中有三位女性，年纪依次递减，最小的一个看起来大约六七岁，穿着冬季校服。

照片的背面贴着一张便签，用圆珠笔写着一串数字和一行简短文字：“遵守约定，她们就会像从前一样。接受任务并完成后，她们会在你指定的位置等你。”

便签的末尾没有署名，数字的具体含义尚未被解读。

同一层的抽屉里还放着一份已经被翻阅多次的指示文件，纸张边缘出现卷曲，折痕处已有明显的磨损。

文件的内容是详细的行动步骤和撤离路线，包括进入目标区域的时间窗口、射击位置的选择原则、接触特定人员的方式。

文件末端是手写的附加说明：“不设撤离安排，完成后即终止联络。”

加粗的笔触压过了页面的中央。

国情院的初步分析报告在当天傍晚被送达代行总统办公室和陆军本部。

报告的措辞保持了高度的克制，将所有未证实的信息标注为“待核实”，但其中两个结论没有被加上此标注——第一，刺客的病史记录存在明显的人为修改痕迹；第二，刺客的个人背景与其在行动中展现的技能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差距。

这两个结论意味着，媒体的叙事基础与国家正式发布的结论来自同一组经过筛选的原始材料，而筛选行为发生的时间并不在刺客死亡之后。

当晚九点左右，代行总统办公室、陆军参谋总长办公室和国情院院长办公室之间进行了三方加密通话。

通话持续了约四十分钟，次日凌晨两点左右，国情院内部的调查指令被口头修改，不再要求追踪档案修改的具体操作者。

凌晨四点，原始报告摘要被重新整理，结论部分的措辞从“存在伪造痕迹”变更为“存在技术性录入误差的可能”，从“刺客具备军事训练背景”变更为“刺客曾有过短期的民间军事体验经历”。

凌晨六点前，新版本的摘要被存入可对外共享的系统目录。

当天上午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国情院发言人使用新的文本版本对当前调查进展进行了回应。

他强调调查机构正在以最高标准核实每一条线索，凶手的行为模式与其病历记录中的描述具有高度一致性，网络言论与该人的社交圈和访问记录相符，目前没有发现任何超出个人范畴的关联方。

陆军参谋总长郑仁厚在当天下午就调查结果召开了内部会议，出席者包括陆军本部主要部门负责人、韩美联合参谋本部高级官员和部分军团司令。

从国情院的窃听报告中可知，他在会议中提到，当前阶段的首要任务是保证国丧期间的秩序，避免任何可能引发社会动荡的争议话题，所有涉及事件调查的信息都需要通过统一渠道发布——尤其是安保司令官全尚斗少将，必须实时监控全军上下互联网言论，避免人心浮动，引发不必要的麻烦。

刺客的遗物在当天晚间被转移至另行指定的存储地点，其家属在事发前已经被国情院另行安置到全罗北道的安全屋中。

出于安全考虑，家属的安置过程未做公开记录，至于后续安排，待局势稳定后将由相关部门依据人道主义原则和法律规定进行处置——但什么是“局势稳定”，由谁来定义，有没有时间表，没有人知道。

但还是有阴谋论仅凭只言片语的线索，猜到了真相：凶手根本不是精神病，而是一名曾效力于军方的退役特种兵。这名刺客的家人被绑架了，他是被逼执行死刑的“死士”，而幕后黑手还没出现，仍然准备夺权。现在是国丧期内，陆军参谋总长和国情院院长与代行总统紧急商议，给刺杀案画上了完美的句号，凶手作为“疯子”被结案。

国葬结束后的第八天，大检察厅发布了总统遇刺案件的最终调查结果。

发布会在下午两点召开，发言人站在蓝色背景幕布前宣读了一份约四页长的声明，全文用时约十二分钟，内容覆盖案件的全部关键节点：刺杀经过、现场处置、嫌疑人背景核查、警护室安保流程的失误排查，以及后续的责任认定。

声明的结尾部分列出了几名被停职和采取强制处分的警护室成员姓名和职衔，并确认嫌疑人被当场击毙符合现场处置规范，不再追究其法律责任。

发言人在回答提问环节只接受了三个问题，内容涉及安保流程的改进方向和具体责任人的处理进度，对记者有关当前政局的问题，一概回避。

案子的纸面形态至此完整闭合，也许这起案件很快就会被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但争议并没有跟着结案，只是换了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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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夫克在国葬上的致辞在整个国丧期内被反复讨论，讨论的强度最初受到国丧氛围的压制，但在哀悼期正式结束、国民注意力开始向日常运转回归的节点上迅速回升。

网络平台上出现了一批逐句分析致辞内容的帖子，有的互联网意见领袖将其与哈夫克集团在其他国家的公开讲话进行横向比对，指出其中的措辞模式存在高度相似性，像是从同一套模板中抽取出来的段落，经过微调后填入不同的场合——从好的一面说，这只是他惯常的演讲手法，但从坏的一面来讲，他似乎打算在全球都推销、售卖这种政见。

电视台的时事评论节目集中讨论了两天，辩论的焦点一开始围绕“外国企业家是否应该受邀在国葬上致辞”展开，随后转向“他在这个场合说这些话是否合适”，最后落在应该更宽泛但无法绕开的问题上——“他为什么选择在这个国家、这个时间点说这些话”。

而对发言讨论的影响并不局限于民间，707部队的审查指令在周三上午正式下达，以书面形式逐级传递至各中队，要求所有现役军官在指定时间内完成面谈。

大队长在周四下午召集全大队军官做了集体说明，地点在营区的多功能厅里，大意是这次审查属于常规程序，重点是掌握军官对近期公共事件的基本立场，所有回答都会记录在案但不会影响日常任务安排。

露娜的面谈安排在周五下午，地点在大队办公楼二楼的一间办公室里。

面谈官是中队的政治指导官，鬓发花白，以前在国防部宣传局任职过多年，调来707还不到一年。

露娜敲门进屋的时候，他已经坐在办公桌后，房间里没有窗户，只有灯管在头顶发出持续稳定的电流声。

“找个位置坐下吧，不要耽误我们的时间。”

指导官翻开笔记本的封面，整本都是空白的，随着摄像机的开始录制音像，笔尖逐渐舞动着，“金大尉，你在这里的时间已经不算短了，也帮助大队处理了很多至关重要的危情，在半路出家的特战队员中也算是佼佼者，令人钦佩。”

“刘中领夸奖了，这是我应尽的职责，不必过多夸奖。”